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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陆&国芳'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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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的三个北京小战友  

2008-07-28 20:23: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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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陆青原

上海和哈尔滨老知青相继举办了下乡40周年庆祝活动,阔别多年的战友重逢相聚,忘情相拥,喜泪盈眶。饱经沧桑的每个人都在对方脸庞上寻觅着当年的青春痕迹,渐生的华发和两鬓的风霜让人唏嘘不已。问候最多的是你怎么样,还好吧;谁怎么啦,这次没见着他?在这催人缅怀往事的时刻,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三个北京小战友,他们是沈健,王汝庚,李建平。

 

沈健

 

我原先在五连,后到七连。到七连那天已是晚上,记得是汤包和陈加皋帮我把铺盖卷搬到宿舍里,那是一个能容纳几十个知青住的大宿舍。刚安顿好行李,忽听得大通铺的西头传来一阵尖细的说话声,像是小女孩子的音调,我不由得一愣,问汤包这是谁,他说这是个北京的小知青,声音像个小姑娘,名字叫沈健。哦,这么小的年龄就到北大荒来,真不易。

我分配到农工排里时见到了沈健。真是一棵细嫩豆芽,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充满了稚气,身材不算矮,但很瘦弱,说起话来奶声奶气的,分明是一个在家还需爹妈疼爱的孩子,如今到北大荒战天斗地来了。

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觉的他干起农活来虽然身体弱小点但蛮吃得起苦的,平时的闲谈中也很有想法见解(北京的知青都有这方面的特长),由于投缘,交谈的也多些。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休息时,我和张连生等几个上海人说着笑话,坐在一边的沈健也扑哧地笑了,我惊讶地问,你听得懂上海话?他告诉我们,其实他也算是上海人,父亲母亲原先都在上海,五十年代初时,父亲调到财政部工作,因此举家搬迁到北京,在家里父母都说上海话,他虽上海话说的不好,但都能听懂。这种地域的关系使我和他更是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我把他当作小弟弟,他视我为大哥哥。

成立战备排时,我当班长,沈健编在我班里,我们两人的铺位正好一字靠窗,于是我们睡觉时就头顶着头。早上一起出操,晚上一起值勤。真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争取年年当上五好战士。

有一年他从北京探亲回来,带回一台很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大家欢呼雀跃,都高兴地不得了。那个年代除了每天能从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听到些广播外,精神生活太贫乏了。从此,每天一清早我们就打开半导体听听新闻(当然是假的多,大批判的文章多);白天休息时听听样板戏,还有翻来覆去的几段音乐,虽然干扰的杂音很多(据说那时有个反动的“红旗”广播电台,很猖獗,必须干扰),造成音质很不好,但我们已满足了;后些时候,我们最爱听的是中午时分的长篇平话,姚雪垠写的“李自成”,听得我们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扣人心弦的情节让我们激愤、使我们叹息、催我们流泪。在那充满“假大空”的年代里,“李自成”像一汪清泉流过我们干枯的心田,像一股洪流冲击着我们麻木的灵魂,我们终于知道除了那几个老段子外还有这么好的文艺作品。

沈健的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充实了我们乏味的业余空间,为我们平淡的生活画上了几道靓丽的色彩。套用一句歌词表达我们对这台收音机的喜爱, “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末,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沈健先于我离开了七连回到北京,我在齐齐哈尔逗留了一年左右,也回到上海。虽分开在两个城市,但我们仍时常联系。大约是八一年,沈健陪他母亲到上海来探亲。我到上海北站去接他,安顿在我家。他母亲的老家在南汇周浦,两天后我们将他母亲送到周浦住下。我和周国芳就陪他先到苏州,无锡游玩了一圈。再从苏州坐船沿古运河到杭州。让看惯了北京雄伟辉煌皇家宫殿的他来欣赏领略一番南方江河湖泊的旖旎和私家园林的玲珑小巧。白天我们游山玩水,晚上不顾旅途劳累兴奋地长谈,谈以往连队的生活,谈返城后朋友间的交往,谈现在从事的工作。这是我们离开七连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在一起,谈的很尽兴,玩的也很开心。

八六年秋天,我出差到北京。办完事的一天晚上,我凭感觉找到了他家。他在家,感到很突然,因事先没通知他。那时不像现在,打个长途电话也很不容易的。我们紧紧握手,注视着对方,已经五六年没见面了,他的脸上平添了一些成熟感。虽说都已吃过晚饭,但我们还是坐在一起喝点酒,边喝边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家,妻子很漂亮,女儿聪明伶俐,家里充满着温馨祥和的气氛。我说沈健你的小日子过的不错啊!他说就是上班远了点,家里照顾不上。他说自己的工种是电火花切割,这几年干了点小活,赚了几千块钱,打算用这点钱作学费去考个驾驶证,今后改行开个车。一是可以多赚点,二是也可以多花点时间在家里。我明显地感到沈健变了,恋家了,肩上承受的已不是连队麻袋的重压,而是家庭的担子。那天我们聊得很晚,他要我住下,让他妻子和女儿回娘家。我看着满脸倦容的孩子,心中老大不忍,最后还是意犹未尽地告辞了,并邀请他有空时带他妻女到上海来。他和妻子女儿送我到楼下,一直等我打到出租车后,方才挥手作别。谁能料想到这挥手一别竟成永别!

别后,我们时有书信往来,知道他考出了驾照,在开出租车,早出晚归,很辛苦。但因各自都较忙,忙家里的,忙单位的,于是联系渐少。有一段时间,我得不到他的只字片语。每当有朋友从北京来,我都焦急地打听他的消息。噩耗终于传来,沈健在出车过程中被人谋害在车里,案子至今未破。凶手仍然逍遥法外。闻此噩耗我如雷轰顶,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和他交往的这些年来,他从未和人吵过架,与人说话时先脸红;他待人热情,为人善良;他有漂亮的妻子幼小的女儿;他还有年迈的父亲母亲……神奇的造物主啊,你造就了安分守己的好人,为何不铲除丧尽天良的恶棍呢!

王汝庚

我第一次看到王汝庚时,他在和一群北京的知青嬉闹。个子较高,但像只虾米,穿一件旧军上衣,留着小平头,也就是他们称为板寸。走起路来,左右摇晃一副大大咧咧谁也不在乎的神态。

编在一个班里后,我对他有了逐步了解。小名叫大庚,父亲早逝,靠母亲抚养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境不太好。据说他的叔叔在总政歌舞团工作,时常接济他们。大庚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但又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工作和学习上很有冲劲,但持久性不长。毕竟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涉世很浅。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顺便到北京游玩。大庚没回北京,他让我去探望一下他母亲。我和沈健一起去的他家。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我的心情沉甸甸的。生活的重担压在这个中年妇女的肩上,使她的脸上过早的留下了生活的疲态,弱小的身材,蓬松的短发。一脸愁容地诉说着她对大庚的思念,对大庚的不放心,思子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大庚来信也经常提到你老陆,希望我多多帮助大庚。大庚母亲要留吃饭,我们婉言谢辞。离开大庚母亲家后,我和沈健一路无话。平时能说会道的我,面对这样的母亲,我不知道怎样说,说什么。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自从到过大庚家后,我对大庚的态度变得更关心和严厉了。他有时会有意无意的效仿一些干部子女的腔调,让人误以为他跟干部子弟这档子事儿也沾点边,事后我批评他,不要学那些纨绔子弟的习气,这不是你所需要学的东西;可能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也总希望能当个文艺兵。经常在宿舍里神经质地大声朗诵着一些诗句。看着他痴迷的表情,我真不想打击他的这种美好的向往,但我还得告诉他,这是一条阳关道,多少有背景的人都在往上赶,你想挤进这条道实在是太难了。大庚搞不清我对他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只是觉得我对他的指责多了。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什么,为了一个母亲的白发,还是为了一个母亲企盼的愁容!

 

在北京知青返城的洪流中,大庚回北京了。分配在北京公路管理处。单位不错,工作也不错。我再次到北京时又去了他家,他母亲笑得很开心,大庚是她的心肝宝贝,大庚回来了,她的生活里有了阳光。在北京的几天里,我发现大庚会常常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脖子左照右照的,说是不太舒服。总以为他臭美,谁会当回事呢!

 

八二年,夏初的一个晚上,因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国芳要到苏州,正在准备衣物。外面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来者竟是大庚。这家伙玩的也是突然造访,让人措手不及。几年不见,大庚瘦了,或许是工作太忙碌?他说这次出差到广州,为他们单位提车先去落实手续。到上海后想买张飞机票直飞广州。我赶紧联系了何鼎群,小何在航道局机关工作,买飞机票没问题。那天我们谈得很晚,也很多。他说以后到北京用车尽管找他,他管的就是车。交谈过程中,他显得很疲劳,我想坐火车从北京过来,也够累得。半夜了我送他回旅店休息。第二天我去苏州了,未能陪大庚在上海好好玩一玩,这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大庚走了,他得的是淋巴癌,虽经治疗,终是回天乏术。英年早逝,英年早逝啊!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张悲伤忧愁的面孔,浑浊无光的眼珠定定地看着我,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知道她什么也说不出,我知道那慈母的心尖在滴血。

 

李建平

 

七九年,我在返回上海的路途中,再次到了北京。在沈健家我看到了李建平的相片,那是一张飞往美国途中在香港转机时的留影。小伙子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眉宇间透出一股踌躇满志和憧憬未来的神情。我端详着照片,细细地寻找着当年李建平的音容笑貌。

 

那是六九的冬天,在水利工地上,大家正冒着严寒挥锹抡镐地挖沟修渠。前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同时夹杂着叫喊声,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小青年拿着把铁锹正追赶着另一人。我立即喝住了那个拿锹的人,你干什么!“丫,老惹我,我不理他,总没完。”他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解释着。哪你也不能拿锹拍他,要出人命的。我听他说话的语气,猜想是个北京知青。大而圆的脑袋上戴着一顶飞行员的单皮飞行帽,长得眉清目秀,蛮斯文的样子,不像是个爱打架的主。别人告诉我,他叫李建平,北京知青。

 

李建平也编在我班里。他很有个性也要强,割黄豆时腰疼得不行,他就跪在地上慢慢地往前挪行。求知欲望很强,常和我们探讨一些数理化方面的问题。小提琴和手风琴拉得不错,业余时间常拉拉琴,班里的气氛也很活跃。看得出他不太安于现状,总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

 

大概是七三年末,他请假回北京。临走前对我说,回到北京后,想在小提琴上下点功夫,争取有所提高。走后一个多月,应该是归队的时候了,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他到北京后,他母亲找了一个海政文工团的小提琴一把手来辅导他,人家看过他拉琴后说,指法弓法都不对,要想学琴得从头来。他考虑再三后觉得像他这样年龄的人琴拉得好的有的是,于是决定放弃拉琴,转而学习文化知识。并说他暂时不回连队了,在北京开了一张病假单,让我转交给连长。

 

自此以后,基本每月能收到他的来信,一是让我转交病假单,二是告诉我他的学习进展。几年来,他从初中课本开始自学,一级一级往上读;他对电子很感兴趣,他从拆装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发展到熟练地检修电视机,在他住的周边地区小有名气。他说因为基础差,学的很艰苦,有时脑子太紧张了,就套上旱冰鞋,在家里的水门汀地上来回活动活动,松弛一下神经。有一次他信中说,他是费了很大功夫终于解出了一门高等数学的题目后,给我写了这封信,兴奋之情跃于纸上。我给他回了信,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解出了X3和Y3的数学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吧。他很快地回了信,说我们要学习科学文化,没有科学技术,我们的原子弹能爆炸吗?我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吗?没有科学技术U-2侦察机能被我们打下来吗?他很激动,不是因为我对他指责,而是觉得我们在无知中耗费着生命。他反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哪怕每天记住一个英文单词,几年下来不就几千个了。你是高三年级的基础好,空余的时候为什么不学点文化知识呢?

 

李建平的想法是正确的,几年以后,全国恢复了高考,他考上了大学,攻读他喜欢的经济管理学。没等读完大学,他就到美国更好的学府去深造了,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虽然天各一方,但我坚信无论在哪里他一定活跃在某一个科学技术的领域,施展出他的才华;或许他也会告诫一些人要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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